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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最不該發展業的河北省,搞出了世界級產能,在最需要發展鋼鐵業的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產能卻微不足道。幾十年一貫的布局錯誤,已經釀成嚴重后果。
提起華北霧霾,人們一致指責環保部門。環保部門不是沒有問題,但華北霧霾的特殊性,決定了環保部門即使足夠稱職,空氣質量也不會根本扭轉。因為這背后,有個病態的區域產業不當布局。
有人認為,山西和內蒙古坑口電站的裝機容量巨大,在盛行西北風、西風時,火電廠污染排放物會飄到京津地區及周邊。隨著中國超超臨界煤電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其排放已經逼近天燃氣發電,國家有必要推動早期高污染低效益的小煤電機組提前退役,或加大污控力度。煤電雖然是華北污染的原因之一,但華北煤電分布比較分散,從PM2.5數據看,煤電集中的內蒙古、山西局部地區并不如京津嚴重。
依筆者看,煤電是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可能是高度集中的河北鋼鐵業。在京津周邊地區集中了全球最高密度的鋼鐵產能,讓筆者想不把它作為重點考察對象都難。
據環保部門的調查,中國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17個是因為擁有大型鋼鐵廠。
鋼鐵行業的布局非常重要,是一門嚴謹的科學。鋼鐵業對其他工業有巨大的聚集和引導作用,鋼鐵工業的布局首先要充分考慮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鋼鐵業一般布局在鋼鐵市場所在區域,其次才是原材料(鐵礦石)產地優先。因其生產特點,鋼鐵工業必須考慮水運的便利程度,以沿江、沿海為佳。且鋼鐵屬于高耗水行業,嚴重缺水的地區不宜布局大規模鋼鐵企業,否則,必然造成與其他產業和民生爭水。
另外,鋼鐵屬于高污染行業,污染成分比較多樣,從形態上講有氣體污染和粉塵污染,因此,布局必須考慮風向和風速。在鋼鐵工業的下風向一段距離內,不應有環境敏感區(居民區、學校、醫院、風景區及名勝古跡等),更不用說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了。
以此綜合考量中國的鋼鐵工業布局,就會發現諸多不合邏輯的地方,難以自圓其說。
譬如,若說河北鋼鐵業是因發改委的失誤,不小心多搞了三五千萬噸,可以用“經驗不足”、“發展過程中難免”來搪塞,但據稱河北鋼鐵業多出的是上億噸的產能,任何借口都無法服眾。又比如,武鋼和寶鋼的兩廣項目卻因行政審批被卡殼四年之久,更令人費解。
目前霧霾壓頂,河北鋼鐵被迫大幅度去產能,實現“北鋼南遷”,幾千億元的社會財富浪費已經鑄成。一個團隊或個人,偶爾犯錯誤是可以諒解的,但一些決策部門在鋼鐵業規劃上能連續30年持續不斷地犯同樣錯誤,就未免有點荒誕。
中國鋼鐵布局邏輯
鋼鐵工業之重要,已不用強調。歷史上的極度欠缺,曾導致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喊出“以鋼為綱”,甚至導致了1958年大煉鋼鐵的極左行為。改革開放后,第二代國家領導人引進的第一個超大型項目就是寶鋼,最終花費170億美元,相當于1979年簽約時國家外匯儲備的8倍,“傾家蕩產搞項目”。
政治領袖擁有鋼鐵熱情,但在項目具體實施上,就必須有執行和管理部門的科學規劃并由其實施,才能實現鋼鐵業發展的科學化和價值最大化。
中國是大國,地區發展條件不同,發展又不平衡,對于鋼鐵工業的布局,尤其要謹慎。
建國后的長期冷戰,數次邊境緊張,使得新中國重工(股價.資訊)業建設的布局首先以生存能力作為考慮基點,廣大沿海地區重工業相對布局不足。隨著冷戰結束,國家對沿海省份進行重工業補課是必須的國家產業戰略。
沿海布局鋼鐵業,可以縮短澳洲和巴西的鐵礦石運距,節省物流成本。另外,沿海有較理想的風速和常年有風天數,鋼鐵對當地的污染將會大為減輕。從供水上看,南方沿海省份水源充足,雨水充沛,淡水也容易收集。從任何一個方面來看,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江蘇部分地區,膠東半島部分地區,以及沿江部分地區,都應該成為中國鋼鐵業布局的重點區域。
渤海灣沿岸,固然也可以少量布局鋼鐵,但因膠東半島和渤海灣普遍缺水,且人口密集,故鋼鐵業布局以滿足一定縱深市場需求為主,不應作為中國鋼鐵產品對外大規模輸出的產地。
至于中國內陸地區,考慮風速、水資源、鐵路運輸成本和鐵路運力負擔,且人口密集等制約,應避開上馬新的大型鋼鐵項目。而沿江地區,可以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蘇適當布點。
西南的四川盆地,是中國重工業和大型裝備制造業集中的地區,但其年均風速低,有風天數少,所以應盡量少發展鋼鐵和石化類產業。對這類材料的需求應盡量實行外調輸入,長江航道可以提供低廉的物流服務來控制其成本。
中國幅員遼闊,地跨寒、溫、亞熱帶。這樣的氣候決定了中國北方每年都有數個月不適宜搞土木工程。因此,建筑和市政用鋼,北方會規律性出現年度真空。鑒此,中國鋼鐵產能在確保北方工業和部分建筑需要的情況下,應盡量往南方省份布點。在寒冷季節里,可以利用相對不太繁忙時段的鐵路和水運運力,將北方開春之后對鋼鐵的超量需求從南方調劑到北方。
中國在最不該發展鋼鐵業的河北省,搞出個病態的世界級產能;卻在最需要發展鋼鐵業的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其產能微不足道。可以說,中國鋼鐵業布局是完全按照錯誤的方向發展,已經錯過了國家高速城市化為鋼鐵業提供的優化全國布局的契機。
國家發改委,是中國鋼鐵業布局規劃和項目審批的機關,中國鋼鐵企業產能擴充和新廠建設,都要經過層層報批。面對這組數據,筆者只能扼腕嘆息。
惡果已生
筆者并非說河北就不能發展鋼鐵業。實際上,在一些有鐵礦資源的城市,適當發展一些滿足本省市場,可以解決就業和增加稅收,還是有必要的。一些有特殊礦產的城市,如承德發展釩鈦合金鋼,是善用地方優勢資源的選擇。
但是,我們不能避開這個基本原則:普通的產能應總量控制,這是由河北的風向、風速、水資源供應及京津高密度人口區的現實條件所決定。就河北及京津市場需求來看,河北擁有5000萬噸鋼鐵產能,就已經完全足夠,其中大部分應布局在沿海,使用進口原料。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和制造業大國,沒必要急切開發自己的礦山。但他們卻奇跡般地搞出個近2億噸產能,而且大部分在河北內陸地區。
錯誤的鋼鐵布局,如今惡果已生。
首先,這增加了中國鋼鐵產品的最終價格,傷害了下游產業和消費者利益。
冀魯蘇三省,比廣東、福建離鐵礦石主產地的距離,多出一兩千公里;鋼鐵成品大量調往中南部省份,又加劇了鐵路運輸負擔,提高了物流成本。這些增加的成本,最終要由產業鏈轉嫁給消費者,傷害了消費者利益。如果上世紀90年代,就在廣西防城港建設武鋼千萬噸鋼鐵基地和湛江寶鋼千萬噸基地,廣西、云南、貴州、粵西都將有更便宜的近距離鋼鐵產品供應。中國鐵路運輸將減少一大塊負擔,從而留出運能為其他產品服務。須知,2000萬噸的運量,相當于一條單線鐵路運能的三分之二。
其次,錯誤的鋼鐵布局,使得中國錯過了區域產業優化的契機。
譬如廣東,一直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深圳也已成為與京滬比肩的超一線城市。但一個無奈的現實是,廣東裝備制造業在全國來看則不突出。如果廣東珠三角能提前布局一家鋼鐵聯合企業,勢必會引導一大批裝備制造業在周邊聚集。隨著中國產業升級,裝備產品日益智能化,以深圳為領頭羊的珠三角信息工業,將可能推動珠三角成為中國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基地。但這只是個假設,當廣東要騰龍換鳥時,卻發現沒什么好鳥可換,珠三角高端產業過于集中在信息產業,反對廣東的發展形成制約。再譬如福建,雖有非常杰出的區位優勢,但因重工業發展不足,影響了各產業門類協調發展,成為一個產業結構“缺胳膊少腿”的省份。
再次,鋼鐵布局帶來的霧霾,對華北人民健康造成嚴重傷害。高耗水加劇了華北缺水狀況,對自然生態造成嚴重破壞。
這個已無需贅述。河北內陸是少風地區,且環繞京津兩大都會區,本來就應嚴控三類工業布局,但卻搞出個龐大的鋼鐵怪獸,那首鋼搬遷的意義何在?現在不論刮哪個風向,京津都很“榮幸”地承受全方位、多方向的鋼鐵業粉塵和污濁空氣的供應。
河北、山東都是缺水省份,建設如此龐大的鋼鐵工業,導致河北每年多消耗40億立方米淡水,使得水資源本就緊張的京津冀地區更加緊張。河北鋼鐵用水,相當于東線南水北調年輸水量的30%。
另外,錯誤的鋼鐵布局會形成“反噬”,將對河北的未來發展形成桎梏。今日河北鋼鐵業的畸形,除了國家發改委亂批項目,環保部門監管不力,河北各級政府的推動是另一個關鍵因素。低效GDP使得河北多個城市的空氣質量在全國進入倒數前十名。
京津可憑借其他要素上的絕對優勢,而繼續吸引高端人才,但對于河北,卻連稍清新點的空氣都無法提供,還有其他方法吸引人才和知名企業落戶嗎?當國家度過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的高潮期后,鋼鐵行業必然萎縮,彼時河北的未來又在哪里?可以悲觀地預見,這里未來將出現一座座的“匹茲堡”。
替國有鋼企說句公道話
改革開放以來,任何質疑民營企業和私有經濟的人,多會被扣上思想不夠解放、左派、仇富等帽子。但今天談論霧霾和鋼鐵業的畸形發展,如果不談談民營和國有鋼鐵企業的各自問題和責任,又難以找到根源。
鋼鐵產業一般有煉鐵、煉鋼、煉焦等關聯或上下產業鏈關系的環節。煉鋼后續環節還包括軋鋼,包括建筑用螺紋鋼、鋼絲盤條,以及各類鋼板、無縫鋼管等,還有各類為裝備制造業定制而直接澆鑄出來的坯件,還有高端的特種鋼制造(如汽車鋼板、彈簧鋼、軸承鋼、船用鋼材等)。
為實現鋼鐵工業效益最大化,建設大型聯合鋼鐵企業是最佳選擇,這需要一個鋼企必須有較高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從排污控制上,大型鋼企污染排放控制的單位成本遠低于產品單一的中小型鋼企。
河北鋼鐵總產能中到底有多少是民企,有多少是國企?污染排放不合格的企業,又有多少是國企,多少是民企?筆者無法查到精準資料。這也難怪,涉及到“政治正確”,很多部門、媒體和個人諱莫如深。
但有報道稱,中國鋼鐵企業中有70%的污染排放不合格;另據報道,中國鋼鐵產能中民企占70%。
污染控制的平均成本,每噸鋼約需要100元。大型國企因多是鋼鐵聯合企業,相對會低些,民企則因規模小、技術能力限制、廠內產業鏈短,則成本會略高。
從動機上講,大型國企管理層冒違法風險而不控制污染的動機是沒有的。因為節省的成本,與他們的切身利益并不正相關,但違法排放的責任他們則逃脫不了。
而對于民企,節省的每一分污控成本,都會進入私人股東的腰包。在中國過去20年權力尋租異常瘋狂的時代,污控節省成本的少部分用于灰色運作,可以給民營鋼企帶來足夠的違法排污安全。
因此,筆者可以大膽地做這個猜測,即這70%污染排放不達標企業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民企。而且民企鋼鐵產品多以建筑用鋼為主,這種產品競爭極度慘烈,利潤遠不如寶鋼、武鋼等大型國企的板材和特種鋼產品。
讓一少部分人先富起來,把大部分人熏死,這從不是改革開放的目標,卻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實。筆者絕無仇富情結,像李彥宏、馬云、李書福、任正非等企業家,他們的富有絲毫不會讓筆者有任何妒忌。相反,即使在我最窮的時候,也真誠希望中國能出現千千萬萬個這樣的有錢人。
中國民營鋼企的未來在哪里?他們是否有能力在規模和技術上走在前列?很遺憾,我找不到答案。從過去20年民營鋼企的發展看,它們有足夠的機會去提升自我,但民企卻熱衷于產能野蠻生長,資金用于中低產品的市場份額,和大型國企在技術和產品層次的差距在拉大。
還有個例子,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后,新的私人老板發現很容易賺到讓他們過上奢華生活的財富,做技術研發、風險投資的動機便開始弱化。所以,俄羅斯國企私有化后的四分之一世紀,不但沒有誕生一家世界水平的名企,原有的工業能力也大幅度消失和退化。必須承認,并不是每個企業家都非凡到有成就一番偉業的雄心,多數不過是要過上個“人上人”的生活罷了。
很多中國的鋼鐵民企,難以給高端人才以精神歸屬感,這是它與鋼鐵國企競爭中的一個弱項。當一個科研人員忘我工作時,換得的是老板生活更奢華,海外資產轉移更多,豪車更貴,那對該技術人員的價值觀是個挑戰。所以,中國軍工航天領域薪酬待遇一般,但卻有大量科研人員能夠犧牲休息和假期來趕項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行業將人的價值,與金錢之外另一個無形但卻更重要的精神滿足及人生價值聯系在一起。
當然,國企在體制機制上也有很多問題,也需要大力改革,但這不在本文討論的范疇。
筆者堅決支持民營企業大發展,這是增加市場競爭性和活力的必然選擇。我更秉持市場公平的原則。但中國鋼鐵業發展中,卻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
譬如,以廣西防城港武鋼基地項目和湛江寶鋼項目為例,筆者實在不明白國家發改委2009年強制叫停這兩個優質項目的邏輯。
廣西地處邊疆,在重工業上一直比較落后。防城港有優越的深水岸線,周邊多山區丘陵,人口密度不高,常年海風吹襲,水資源充足,是建設大型鋼鐵企業的理想之所。武鋼看到這個機會,遂和廣西當地企業合作規劃建設千萬噸級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該企業將極大緩解西南地區鋼鐵產能不足的問題,除廣西和粵西地區,還可以滿足云南和貴州市場需要。
從任何一個角度去考察,這都是一個利國利民、符合國家所有政策的優質項目。武鋼計劃投資600億元來建設該項目,也是作為國企對國家經濟的一大貢獻和責任承擔。但熱火朝天籌建中的該項目,卻在2009年被國家發改委叫停,理由是“鋼鐵產能過剩”。
從圖表2中可以看出,國家發改委叫停防城港項目后,到2014年的五年多時間,中國鋼材產量暴增了近4.3億噸。按照國家政策,新上鋼鐵項目或鋼鐵企業新增產能要報國家發改委審批,在叫停武鋼項目后,國家發改委又批準了這么多的新產能,這如何解釋?本來就畸形發展的河北省鋼材產能,則從2009年的1.35億噸,大增34%至2012年的1.8億噸。這又當何解?
同樣命運的還有湛江寶鋼1000萬噸項目,在金融危機后也被同樣理由叫停,一直到2012年才獲批準。這兩個項目,都是采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設計建設,污染排放和綜合效益都屬國際一流水平,都屬于極大優化中國鋼鐵產業布局的項目。
但這樣的兩個超級優質項目,卻遭遇了同樣的命運而耽誤四年之久。這四年間,技術落后、污染嚴重的部分民營鋼鐵產能卻瘋狂地擴張。
邏輯更不通的是:2012年,中國鋼鐵業市場增速放緩,鋼鐵企業寒冬即將來臨。發改委在這個時候又批準了上述兩大項目,難道不擔心會進一步加劇未來的產能過剩?